取消“农民工”称谓有必要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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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农民工”这一早已约定俗成的称谓，或许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了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月3日提出，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“农民工”称谓的政策措施。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表示，“农民工”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，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。“工农商学兵，本是职业的划分，为什么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上特定的标签呢？”（1月4日新华网）

不得不承认，取消“农民工”称谓，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，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在笔者看来，取消“农民工”称谓却有轻重倒置、舍本逐末之嫌，因为该取消的不应该是一个“农民工”称谓，而应该是这一称谓背后的制度不公和观念歧视。
“农民工”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下的产物。在城乡二元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下，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拉大，农民为了改变自身收入水平低、生活水平低、社会保障程度低的命运，来到城市打工，成为了“农民工”。但是，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，农民工建设了城市，却难以融入城市，他们身处城市，却无法享受同城市人一样的福利待遇，他们推动了经济发展，但却很少能分享改革成果。
制度和政策的不公又造成了人们对农民工的观念歧视。农民工这一群体被外界打上了很多标签。在很多人印象里，“农民工”虽然吃苦耐劳，但往往文化程度不高，有时还会和脏乱差、缺乏法律意识相联系。农民工让座反被嫌脏，农民工坐公交车有座而不坐，类似的新闻不断出现。固然，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，但这些附着在他们身上“刻板印象”和观念歧视，客观上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。
因此，如果不能真正消除“农民工”称谓背后的不公，不能改变城乡二元制的经济结构，不能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，不能提高农民工的权利和福利待遇，不能扭转人们对农民工的观念歧视，而仅仅取消和改变一个称谓，是没有意义的，也是没有必要的。充其量，如同卖淫女改名“失足妇女”一样，只是表面文章。（文/李金磊）

风萧萧易水寒

农民打工还是农民，赚了钱要回家盖房子的。

云中鹤

非常有必要！

雁南飞

在中国，就非常地有必要！